中美关系为何急转直下?(精读版)

最近两年,中美关系为何急转直下?
疫情以来,中美关系从贸易战快速演变为国家对抗,国家对抗上升到意识形态斗争。当两国所有分歧及个体行为,都被“政治正确”绑架,都预设国家立场,都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,理性的声音式微,正常行为被曲解,两国之路则越走越窄。
本文继《脆弱的“中美国”》后,探讨美国大选与中美关系演变。 本文逻辑:
一、美国大选与中美关系演变 二、政治正确与克里米亚效应 三、经济内循环与社会内卷化 01, 美国大选与中美关系演变
中美过去四十年的外交成果来之不易,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: 朝鲜战争后,中美之间关闭了一切对话窗口。十余年后,中苏破裂,苏压制美,中美走到了合作的历史关口上。
1969年2月1日,就职仅12天的尼克松总统便要求国务院官员尝试与中方接触。同年7月,美国取消了对华贸易管制,并停止了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巡逻。
1971年基辛格绕道巴基斯坦访华,与周恩来会谈;次年,尼克松正式访华。尼克松、基辛格与毛泽东、周恩来,两国四位领导人搁置民族仇恨,打破坚冰。
1979年,邓小平亲自主持谈判,中美正式建交。在新加坡李光耀的斡旋下,邓小平与卡特总统达成经贸合作共识及政治互信。 80年代,美国里根上台改革,邓小平改革开放,中美关系在全球化浪潮中进入蜜月期。 1990年前后,国际局势风云突变,苏联解体,东欧垮台,中美关系骤冷。1992年,邓小平再次出手,明确对外开放及市场经济之路。老布什,这位曾经担任过美驻北京联络处主任的总统,始终保持中美关系正常化。
90年代,中美进入微妙时期。1995年,克林顿政府展开了一场对华政策大辩论:是遏制政策还是接触政策?
克林顿政府的做法是一边试探一边接触,爆发了南海、大使馆等事件。新一代领导人江泽民继承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务实外交,处理得当。整个九十年代,中美在磕磕碰碰中越走越近,美对华投资高歌猛进。 于是,美国的建制派、商业界、政治精英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:只要给中国时间,中国必然会拥抱我们,走向自由市场经济。
千禧年后,小布什忙于反恐,与克林顿联手说服美国政界,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。朱镕基抓住机会,中国成功入世。之后,中美贸易一日千里。2007年,哈佛教授尼尔·弗格森创造“中美国”(Chimerica)一词,称中美已走入共生时代。 然后,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,中美关系进入拐点。美国人意识到旧秩序的危害,渴望改变、改革,甚至颠覆旧秩序。但是,中国精英并未意识到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奥巴马总统维持着中美关系的底线。
2016年大选,美民主党希拉里败选,建制派失势,特朗普上台,中美关系急转直下。 从中美建交到中美“共生”,经历了两国多代领导人的精细筹谋与理性维系。但是,中美关系破裂,甚至走向“新冷战”,只用了两年的时间。
这到底是特朗普所为,还是中美之间存在根本的不稳定因素?
如今在美国,对华强硬成为华盛顿和国会的共识。这说明中美之间存在根本性分歧。 有人说,中美之间存在民族文化、意识形态的冲突。这显然存在,但40年前这一冲突更为严重,为何两国还是破冰、携手、共发展?今天争论的出口补贴、技术转让等问题,美国为何之前一直能够容忍?
这里面是有蹊跷的。
中美之间数万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额,这一压舱石并不稳定。我在《脆弱的“中美国”》中分析了两个原因:一是中美贸易规模大,但两国经贸级别低、合作层次浅;二是中美贸易结构严重畸形(全球秩序失衡的重要部分)。
简单来说,中美两国的贸易关系是畸形的,这种经贸关系让一部分人受益,另一部分人则未必。
自从里根总统开始,美国一直是共和党、民主党的建制派执政,他们代表着美国商会、华尔街、跨国公司的利益。在这种畸形的贸易关系中,建制派、美国商会、华尔街、跨国公司都是最大的获利者。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设厂,享受廉价土地和劳动力资源,同时将产品销售到美国市场赚钱,两头得利。 比如,中国的外汇采购美国农产品,美国农民获利;采购美国国债,对建制派、华尔街有利。中国的外汇是集中管理的,中国长期持有天量的美国国债。又如,中美之间维持着汽车关税保护及准入门槛,通用、福特汽车与中国国企合作,开发中国汽车市场。如此,通用、福特受益,但美国汽车工人失业。
所以,建制派、华尔街、跨国公司、美国商会长期在这种扭曲的贸易规则中获利。但是,美国农民及产业工人并未从中获利。 2008年失衡的全球秩序终于爆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。但是,奥巴马错过了改革这一秩序的绝佳机会。2016年,愤怒的美国农民、产业工人将票投给了特朗普,后者上台便掀桌子。
这是一场全球化的失意者对既得势力发起的挑战。
所以,今年11月的大选非常关键,特朗普还是拜登,决定了中美关系的走向。 有人说,拜登甚至会比特朗普更狠,中美关系不可能改善。
这其实是不了解美国政体。拜登上台前后,中美表面上的对立都会很严重。因为对华强硬成为了美国的政治正确,如果拜登不够强硬,他很难获胜;即便当选,如果不够强硬,他很难给选民交代。这就是竞选术语。 但是,拜登不会完全与中国撕破脸,会留给中国政府一定的底线,中美关系不会破裂。 为什么?
如今民主党已经分裂,拜登、希拉里代表传统建制派势力、美国商会、华尔街、跨国公司的利益;桑德斯代表蓝领阶层、工会劳工组织、弱势群体的利益。在中国的问题上,这两个群体是冲突的,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与全球化失意者之间的对立关系。如果桑德斯执政对中国可能比特朗普更加强硬。
不管是2016年还是2020年的民主党内选举,民主党的传统势力都放弃了桑德斯。为什么?
现在美国两党的选区是非常稳定的,只有几个摇摆州,这几个摇摆州一般是“铁锈州”,所以争取摇摆州产业工人及农民的选票非常关键。2016年大选,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的选票虽然多于特朗普,但因争夺摇摆州失败,而最终败选。
民主党陷入了两难,老政客们担心支持桑德斯,民主党可能被传统的势力(商会、华尔街、跨国公司)抛弃。这次,民主党如上次选择希拉里一样押宝建制派代表拜登,目的是固守传统势力。如果拜登获胜,他所代表的势力,是与中国关系最稳定的核心利益者。比如NBA、通用汽车,他们在中国赚得钵满盆满,并不希望中美关系恶化。
当然,特朗普不只代表产业工人及农民的利益。共和党代表的核心势力是本土工商企业、科技企业、工薪阶层、中产阶级。共和党的优势是,特朗普争取摇摆州,争取农民的利益,打破旧秩序,与其核心势力并不冲突。所以,他可以放手干,但民主党则投鼠忌器。
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,对中国的游戏规会有本质区别。特朗普政府希望另起炉灶,彻底颠覆旧秩序,基本上要求中国兑现入世时承诺的所有条款,否则宁愿与中国全面对抗。
如果拜登执政,拜登不会打破旧秩序,他会让美国与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下协商。拜登会给中国精英阶层保留一些底线条款,同时改革WTO规则,如此达成妥协性共识。
02, 政治正确与克里米亚效应
自新冠疫情以来,中美从贸易战迅速上升到经贸、政治、军事等全方面对抗,意识形态交锋异常激烈。
原本这是一场全球化的失意者与旧秩序既得利益者之间的斗争,如今正在快速上升为中美两国之间的全面对抗。
这是为什么? “政治正确”绑架舆论及民众利益,使得这场斗争的性质彻底改变,并趋于失控。 在美国,对华强硬成为华盛顿的“政治正确”。在未来几个月的大选中,特朗普、拜登都会发出强硬的反华言论,特朗普政府甚至可能做出比驱逐大使更加激进的行动。谁更能打,谁更有机会获胜。
我们可以明显发现,特朗普对中国的行动已经完全不按套路出牌,完全不按传统政客套路走,得了便宜还发推特。如今,特朗普政府关闭了与中国很多领域的对话与交流。美国不跟中国沟通,关起门来制定针对新疆、香港相关的法令,甚至还可能制定针对台湾、共产党相关法令。
这是为什么? 因为华盛顿基本上否定了克林顿时代以来的“对华接触政策”。如果特朗普政府还按以前的方式与中国接触、协商,会被认为继续走老路,违背了“政治正确”。
中美两国皆如此,冲突日趋激烈,任何讨论与行动都预设一个国家利益的政治立场,如此两边理性的声音与和平的行动会快速衰退、消失,甚至反转。预设的国家立场最终很可能变为现实,所有的斗争都成为了国家之间的冲突。
从制裁中兴、华为,到限制5G,再到限制中国技术,再到疫情、香港、南海等问题,之前所预设的国家利益之冲突最后都如愿以偿,然后以修昔底德陷阱来定论。
这就好比: 陈村黄头发的小青年是坏人; 陈村的小青年是坏人; 陈村人是坏人,他们要打我们村的人; 你看,陈村人真打我们了; 陈村与我们村势不两立。
一旦两国所有事情被架到“政治正确”的高度,那么全面对抗将不可避免。一旦越过某个临界点,擦枪走火并不奇怪。。
很多人都在思考:二战时日本为何要主动招惹美国?
听到日本偷袭珍珠港时,希特勒大骂日本蠢蛋,将美国拖入到战争中来。其实,日本不希望与美国为敌,美国罗斯福、英国丘吉尔也不想与日本开战,美国还有一群亲日派,但是最后他们都成为对日强硬派。
日本发动东南亚战争后,演变为一辆高速奔驰的战争列车,任何人都阻挡不了它奔向珍珠港。
1940年,日本占领了东南亚诸岛,宣布控制了南洋天然气。这时,美国第一次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。但为了避免过度刺激日本,美国并未禁止日本战斗机的原油。日本也意识到危机,大量采购、开采和囤积战争石油。
1941年7月,日本控制荷属东印度群岛和印度大陆,美英对日实施全面石油禁运。这一举措引发日本国内恐慌,这时日本只有两种选择:要么主动放弃这场战争,可能面临亡国危险;要么向美国开战,赌一把国运。 这时,所有美国人、日本人都没得选。仅4个月后,一直反对与美国开战的日本政客也不得不支持日本战机飞向珍珠港。美国原来的亲日派变为最强硬的强硬派。美日两国的故事演变为你死我活的战争, 长期以来,中国精英与美国建制派、商会、华尔街有着广泛深入的利益关系,中国未曾考虑到与美国的关系会走到今天这地步。中国有部分群体不断地释放强势言论,盲目试探底线,但又低估对方的决心,没有真正做好与美国决裂、全面冲突的准备。这其实是十分危险和不负责任的。
从单个事件冲突上升到国家矛盾,再以“政治正确”扩大到国家间全面冲突,最后可能陷入糟糕“克里米亚效应”。
我在《“强人”普京》中介绍了克里米亚效应。普京执掌俄罗斯20年陷入了内政与外交相冲突的悖论。普京对欧美越强势,发动克里米亚战争、格鲁吉亚战争,俄罗斯民众越拥护他,但外交越糟糕,最终被欧美世界封锁。
换言之,普京在内政上越成功外交上就越被动,外交上越糟糕内政上越成功。美国越是打击、封锁俄罗斯,俄罗斯民众越支持普京对抗美国,如此俄罗斯之路越走越窄。美国政府或许汲取了俄罗斯的教训,试图将中国的内部利益拆分,避免中国一致对美。
当所有分歧都被“政治正确”架到国家冲突层面,越冲突,越对抗,民族主义越强,冲突升级,对抗升级,最后走向死局。国家之间的冲突,与打着国家名义的意识形态冲突,其性质完全不同。负责任的政治家需要避免国家之间的冲突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,尽量避免民族主义情绪左右国家决策。
中国需要避免这种“克里米亚效应”,更不能接过俄罗斯的“接力棒”。中美对抗最受益的大国便是俄罗斯,俄罗斯被封锁的压力会减少,还可以提升国际政治地位。俄罗斯正渴望中国帮他解开内政外交悖论。在中印之间,俄罗斯不但出售武器给印度,还直接派军队、军舰支援印度。
中国需要在大国角逐中保持理性。目前,中国政府在努力维系美国商会、跨国公司的关系。美国制裁华为、中兴、美版抖音,为什么中国没有制裁美国企业?中国还制定了外商投资法,给予外资企业开放了更为广泛的投资领域。这是为什么?
美国商会、跨国公司在华利益大,他们是亲华派的,他们不希望在华投资政治化。美国议员逼迫NBA站队,提出在球员球衣的背后写上政治标语,但是遭到了多数人的拒绝。同时,中国政府也不希望意识形态斗争伤及他们。
如果两国所有人的言论及市场行为,都意识形态化,都以政治正确为前提,都被逼迫站队,那样就危险了。
03, 经济内循环与社会内卷化
如今,中美之间